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張燕生：中國“大國經濟”建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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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廚房設備網】張燕生，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碩士(1984年)，師從世界發展經濟學創始人之一的張培剛教授。1984年至1996年，中央財經大學任教，國際金融專業碩士導師；1986年至1988年，先后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世界銀行E D I宏觀處進修和工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EM BA特聘教授。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06期日前召開。論壇特邀專家、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燕生發表了題為：“走向大國經濟的中國經濟”的主題演講。他認為，中國走向大國經濟建設之路關鍵在于構造新的體制戰略。

成為經濟強國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張燕生說，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了WTO。十年來，很多的企業最多的感受就是全球化、國際化融入了中國，讓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舉一組數據來說明，2002年到20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10.7%，出口的年均增長是22.9%，實際利用外資年均的增長是9.8%。也就是說過去的十年，中國成功跨越了低收入陷阱，成為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下一步，中國要想成為經濟強國，需要解決幾個問題。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定價權。一個大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就體現在它的話語權和定價權上。
　　要想取得定價權，有四個方面的戰略需要完善。第一個戰略，要有統一對外的協調能力，能夠團結一致。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接受的一個不平等條件是WTO任何成員都可以以中國紡織服裝對貿易伙伴產生了競爭威脅為理由，單方面提出特殊保障制裁，這個條款一直持續到2018年。中國紡織服裝的國際競爭力是非常強的，如果能夠建立起一個出口的協調機制，那么紡織服裝出口的增長率就可以保持在35-50%左右的水平，而且貿易伙伴不能夠對中國實施特殊保障制裁。但是如果不能建立起出口協調機制，企業一盤散沙，各自為政，那么在短時間內中國紡織服裝的出口增長率可能會很高，超過100%，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幾百，但是一旦貿易伙伴單方面實施特保，按照規定，增長率就只能夠保持在7.5%。
　　2005年5月，中美之間關于紡織品貿易發生特保，6月中歐發生特保，經過中國有關部門艱苦的談判，最后也只能維持在8%-12%的增長率。通過這個案例能夠看到，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個出口的協調機制，那么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增長率就可以保持在35-50%，如果做不到，那么就會降到10%左右。
　　第二個戰略，要有兩面下注的能力。拿鐵礦石為例，中國是最大的買主，所以要考慮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重要的一點是要能夠在鐵礦石的賣方權益方面有利益。如果是這樣，無論鐵礦石漲價還是落價，我們中國都能夠對沖風險。
　　現在中國進入鐵礦石賣方市場是非常困難非常被動的。但是如果看一看1990年到2003年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全球鐵礦石的價格長期低迷。如果在2003年以前中國想進入到鐵礦石的賣方市場，實際上是能夠做到的。2003年以前中國沒有這么做，因為中國鋼鐵企業真正進入國際社會是2004年。在2003年以后，一直到2009年，雖然鐵礦石的價格平均每年上升幅度在40%以上，但是如果中國想進入鐵礦石的賣方市場，也能夠做到，因為鋼鐵價格上升的幅度更大，中國的鋼鐵巨頭完全有財力和能力。但是中國的鋼鐵企業沒有這么做。結果到了2009年以后，鐵礦石價格已經大幅度上升而鋼材的價格由于金融危機大幅度下降，這時就出現了鋼鐵行業全行業的困境。
　　第三個戰略，必須要有戰略性資源的儲備和控制權。
　　第四個戰略，要建立起廣泛的統一陣線。
　　走向大國經濟，第二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金融。目前，全球只有一個華爾街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很容易受到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沖擊。下一步，中國的香港和上海是不是該扮演一個角色。國際貨幣體系在向多極化方向推進。下一步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人民幣要做出努力。還有，下一步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要重新配置。2010年中國對外金融資產的規模是4 .13萬億美金，但是直接投資部分只占7.5%。美國持有東亞的資產，股權投資部分高達71%。要考慮怎么能夠運用儲備性的資產讓中國的產能走出去打造中國自己的全球市場體系，真正把中國企業的產品價值延伸擴展到全球。
　　第三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下一步怎么能夠成為創新策源地。在這個方面，現在面臨著三個瓶頸。第一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還比較薄弱。我們做了一下統計分析，發現中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只有7%左右有研發創新的支出。從研發創新產出的情況來看，也高度分布在少數技術型企業和央企中間。這聯系到“十一五”，也就是過去的五年，中國有五個指標沒有完成，其中一個就是宏觀的研發強度，計劃要達到2%，也就是研發支出占GDP比例2%，而實際只達到1.7%。第二個，從目前的情況看，創新環境對企業的支撐還比較薄弱。第三個，招商引資所換得的技術的直接外溢效果目前看還比較薄弱。從全球研發創新活動的分布情況看，高度的集中在美、日、歐大三角地區，而且全球的研發創新活動，它的國際化程度越高，往往技術含量越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怎么能夠增強研發創新的能力，對下一步的發展來講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第四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能夠在下一步顯著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也就是如何實現人才的國際化、產業的國際化、資本的國際化和市場的國際化。中國下一步要從前30年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經濟，雙輪驅動，經濟結構的調整非常重要。

關于中國世紀元年猜想
　　2011年4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提出一個觀點，認為2016年有可能是中國世紀元年。因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和預測，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在2016年中國經濟的規模有可能會超過美國。
　　關于中國世紀元年，張燕生有幾個猜想。
　　第一個猜想，未來5到8年，中國可能面臨著一個變化。中國傳統的競爭優勢———低成本競爭優勢下降的速率可能很快，而新競爭優勢培育和形成的速率可能很慢，也就是說競爭對手與中國的差距會越來越小，而中國想進一步發展則舉步維艱。
　　據張燕生講，他們到印度調研，印度15歲到34歲的年輕人，絕對人數比中國多，平均年齡比中國年輕，工資更是比中國低得多。印度主要在兩個方面不如中國，一個是基礎設施，一個是制造率。但是2005年開始，國際資本大舉進入印度，孟買到德里的工業帶基礎設施情況明顯改善。過去的30年，中國有2.4億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現在印度15歲到34歲的年輕人有將近4億人，如果印度像中國那樣一步一步參與到國際分工中來，那樣，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可能就不存在了。
　　第二個猜想，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第15條規定了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到期的時間是2016年。也就是說2016年第15條到期，中國就取得了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的貿易伙伴再也不能夠以15條為理由無端地對中國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擔心。第一，在2016年中國即使取得了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的成本也不再便宜。第二，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跟中國的市場化沒關系，和大國之間的較量有關。不管中國市場化程度高還是低，作為大國之間討價還價的砝碼，當時中國不得不接受這條，要不然就不能加入WTO。2016年快到了，大國之間的較量會不會又有新的貿易障礙呢？很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不公平條款出現。比如2016年前后，像反補貼，像匯率法案，像競爭中性，像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這些有沒有可能成為新的不公平條件。
　　2011年美國對中國的光伏企業提出反傾銷、反補貼，2010年美國對中國的154家風能企業提出反傾銷、反補貼。其中進行反補貼的理由是，中國的土地不是私有的，因此大陸土地的地價要用臺灣的地價來衡量。還說中國利率沒有市場化，因此企業按照現有的利率獲得銀行信貸就是接受補貼。國外要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搞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中國是防不勝防的。
　　美國的匯率法案現在正在進行過程中。如果匯率法案成為法律，如果美國認為中國進行了匯率操作，那么美國就可能會做出它在1971年曾經做過的事情。1971年，美國派52萬軍隊到越南打仗，需要軍費就要開動印鈔機。然而印鈔機開動以后，一盎司黃金等于35美元的平價就沒有辦法維系了，于是美國跟其他一些大國說，你們自己選，要不你們的貨幣就升值，要不就對所有美國出口的商品都開征10%的進口附加稅。這些國家選擇了貨幣升值，結果一盎司黃金對美元的比價一路攀升，最終美元和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破產。
　　“如果美國的匯率法案成為法律，如果對中國所有的產品要開征進口附加稅，如果中國采取強硬的貿易報復。在未來的若干年，我們算的是10年，有可能給中國帶來1400萬就業崗位的損失，給美國帶來181萬就業的損失，對中國對美國對世界都是極其不利的。”張燕生說。
　　第三個猜想，在2016年中國招商引資的形式會不會發生拐點性的變化。從2005年開始，中國的招商引資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過去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用的是低價農民工，這種外資是成本驅動性的外資，生產出來的產品外銷世界，于是形成了中國的出口中有半壁江山是外商投資企業創造的局面。
　　2010年中國的總順差是1830億美元，以本地企業為主或者占主要部分的一般貿易是逆差472億美元。中國出口有一半左右是外商投資企業完成的，雖然叫中國生產中國出口，但是它的主體是跨國公司內部貿易，這部分的順差是3300億美元，超過了中國的總順差。因此我們說中國的貿易順差是全球化分工的結果，因為它包含了來華投資的美國企業對美國的出口，歐洲企業和韓國、日本企業在華投資對美國的出口等。
　　但是現在，成本驅動性的外資已經顯著地讓位于市場驅動性的外資。現在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用的不是農民工，用的是市場份額，他們的產品不再外銷而是內銷。這樣一來，在未來的5-8年，中國的貿易，中國的順差都會出現一些結構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成本驅動性的外資會在全球范圍內尋找低成本的地方，而市場驅動性的外資看好中國市場前景，這將成為今后來華投資的外資的主要原因。
　　中國國有企業實際稅收負擔30%，民營企業22%，而外商投資企業是12%，競爭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因此從2008年起中國政府做了政策調整，叫兩稅合一。不管是外資還是國企、民企，都享受統一的稅率25%，除非能夠證明你是高新技術企業，可以享受15%的優惠稅率。但是這個政策實施以后，無論美國、歐洲還是日本，都對中國投資環境發出了抱怨。
　　第四個猜想，未來的五到八年，中國能不能實現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目前的貿易主規模很大增加值很小，下一步的目標應該是規模減小但是增加值提高。很多人說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很高，這并不準確，其實中國仍然是一個內需為主的國家。證據就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外需依存度高的經濟體都受到了嚴重打擊，但是對中國的影響就是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前兩個月。實際上從2007年第三季度起，中國經濟和出口就開始減速，這很大程度上不是美國金融危機造成的，而是中國國內調整導致的。因為2007年三季度到2008年三季度，美日歐的進口需求并沒有大幅下降，但是中國對美日歐的出口增長率發生了顯著變化。
　　最后一個猜想，中國能不能處理好招商引資和培育內生性的增長因素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下一步能不能處理好，直接決定了在未來五到八年，中國能不能成功實現轉型升級。

國際環境復雜多變 中國需有新戰略
　　張燕生說，世界仍然處于國際金融危機之中，過去十年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很有可能發生逆轉，進入到一個高通脹低增長的時期。世界主要國家———美日歐目前處于“三缺”的狀態，缺需求，缺信心，缺辦法。因此要走出困境主要靠兩個辦法，一個是量化寬松，二是擴大出口。所以美聯儲把基準利率保持在0-0.2，一直要保持到2013年的6月，世界將會相當長時間處于非常寬松的貨幣環境中。
　　從1990年以來，世界經濟經歷了三波寬松的貨幣環境。第一波帶來了IT泡沫，第二波帶來了金融和房地產的泡沫。從2008年12月份以后至少持續到2013年的第三輪相信也一定會帶來一場全球性的泡沫性經濟。問題是新一輪泡沫會發生在什么地方，會不會在中國？
　　當前全球的錢非常充裕、便宜，進入不了實體經濟，就會出現全球性泡沫。而且這種過剩的流動性很可能會來到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進入到中國的資產市場和虛擬經濟。
　　從目前的全球經濟來講，面臨的第二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主權債務危機。其實在主權債務率方面，最差的是日本，高達220%，而債務規模最大的是美國。但是從全球主權債務危機來講，全球的多米諾骨牌當中最薄弱的環節率先倒下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能不能走出困境，最關鍵的還是取決于歐洲人自己。歐洲的一體化現在還有兩個重要的步驟沒有走，一個是財政的一體化，一個是憲政一體化。歐洲人如果有共識，國際的救助才是必須的，那么中國的救助肯定也會積極支持幫助歐洲擺脫困境。
　　第三個很重要的問題，全球經濟失衡。美國美中經濟評估委員會2009年的報告講，這場危機的根源是失衡，失衡的責任中國人要承擔一部分。2010年的報告講，由于中國操作匯率，導致美國出現了巨額貿易逆差。
　　當前全球經濟中，全球再平衡的呼聲很高，其中就包括要求中國要承擔全球失衡責任。而且危機發生以后，還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就是美國作為全球化的主導者和推動者，從2009年開始高調推動區域化。美國講，過去是大西洋時代，美國和歐洲聯手，現在是太平洋時代，美國要和東亞聯手，要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但是美國的太平洋時代和TPP要把北美的生產網絡和東亞的生產網絡搞成一個排他性的區域化，參與TPP的國家，才可以享受優惠，不參與的國家就會受到排斥，就要享受高稅率。
　　美國說，我打造TPP要打造高水準，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區。什么叫高質量高水準？高質量高水準就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美國所提出的規則和條件。而且無論是美國人、日本人或者中國人做的研究都表明，東亞國家在T PP中獲得的好處很有限，因為它的目的是由其他國家來分享東亞的高成長。
　　還有一個就是歐美提出來的再工業化。1998年以來，歐美的制造業創新率明顯下降。因此在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提出美國要回歸實體經濟，要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出口。問題是，歐美將用什么樣的方式實現再工業化，是提高傳統的競爭優勢，是通過降低成本，降低稅負，還是減員增效來實現？由于這么做一定會在內部產生政治矛盾和財政腐敗，于是還有一種方法就是用保護落后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張燕生說，在這種國際環境下來討論中國經濟的前景就會發現，在目前的形勢下，中國的宏觀政策核心問題應該是調結構、轉方式、惠民生、促改革，創造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從一個更長遠的角度來講，中國面臨著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前30年中國的體制、戰略、結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它已經不能夠適應未來30年發展的需要。在未來30年怎么構造一個新的戰略體制和結構，對中國來講是真正重要的。
　　第一，外向型的模式可能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能不能成功的轉向國際化戰略。第二，不平衡戰略也是很難繼續下去，能不能走向共同富裕，走向東中西區域協調發展，走向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統籌協調。第三，政府的職能應當從經濟建設中撤出來，回歸公共服務。總之，未來30年中國需要戰略機制的大轉換，這直接決定中國下一步中國能不能成功走向大國經濟。

問與答
　　問：十年前入世的時候，政府和企業都擔心狼來了，但是十年來中國成為WT O最大的贏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這其中有什么經驗教訓？
　　答：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當時有關部門把中國的產業分成三類：第一類，狼來了，但是羊跑得很快，狼追不上，這部分代表是紡織服裝；第二類，狼來了以后這批羊開始跑不快，有一部分跑得慢被狼吃掉，但是它越跑越快，最后狼追不上了，比如說醫藥行業；第三類，狼來了以后羊根本跑不動，肯定被吃掉，一個是農業，一個是汽車業，一個是銀行業。
　　然而狼來了以后我們發現，這最后三個也沒有被狼吃掉。糧食總產量越來越高，汽車還出現一大批自主品牌的企業，銀行更是在全球名列前茅了。情況是，門打開了，狼不進來。我個人認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申請入市的15年，在按照國際通行規則改革和調整，這種改革和調整讓中國入市以后取得了快速的經濟進步。
　　另一個原因在于大門打開小門不開。我們總是講開放就會有進步，事實上不是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開放以后會引入外來競爭壓力，使我們的市場經濟因素，使我們的競爭力有更好的發展，因此我們就總是講開放促改革。
　　但是事實并不都是這樣的。比如說內地和港澳簽了一個自由貿易協定，中央政府想讓港澳的現代服務業融進內地，給了最開放的條件，但是評估發現效果不好。原因概括地說就是大門打開小門不開，門打開了狼進不來。為什么？我讓你進來，但是游戲規則和你的不同，那我讓你做你也不會做。
　　大門打開了，等于通商的門開了，但是如果整個市場管理的體制機制沒有和國際通行規則接軌，小門就沒有開。開小門不是開放的問題，開小門是市場化改革的問題，就是整個體制機制和法制調整的過程。因此我想回答的是，實際上入市前的15年，改革在中間起了重要的作用，開放和改革是互動的。
　　第二個我想說的是，我們當時入市的時候還有一個爭論，究竟W T O的沖擊是發生在過渡期內還是過渡期外？是短期和中期對我們沖擊最大還是長期對我們沖擊最大？那么從現在看，真正的沖擊其實是在長期。比如說我們的農業很難和全球競爭。入世十年后，我們的農業總產量是在提高，但是競爭力卻沒有提高，比如說我們的大豆，全行業基本上是虧損的，每年進口五千萬噸。這個行業外資基本上主導了。在很多農業環節上，像生物農藥，像農業的物流配送倉儲，我們也會發現實際上外資有很強的進入能力，很強的控制力。農業怎么才能夠打造競爭力？這個問題我們并沒有解決。
　　很多朋友說，進口五千萬噸大豆，相當于進口了國外的水和土地資源，如果自己種，可能整個東北地區的土地都要用來種大豆。但是看2011年上半年谷物、大豆、植物油的進口價格波動情況，你就會發現，如果全球的原油價高，那么作為世界最重要農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的美國，它就會拿一部分的糧食做生物性能源。再加上一些地方發生天災人禍，世界糧食價格就會大幅度上升。
　　汽車也是同樣的問題。我們出現了一些新的自主品牌，但其實還是在低檔車這個部分。而且跨國公司在低檔車方面的削價競爭也非常厲害。中國的汽車行業，能不能走出一條像日本韓國那樣的成功之路，對我們來講還是一個問題。
　　我們的銀行。剛才我講了，我們下一步需要銀行走出去，那么銀行走出去馬上就會面臨著怎么打造國際競爭力的問題。日本的銀行業在上個世紀80年代經歷過像中國當前一樣的情況，全球十大銀行前幾位都是日本的。但是1990年以后，日本陷入了20年的停滯，日本銀行在前十位找不到了。從長期的增長來看，全球提供金融服務的仍然是美國、英國、法國。所以我個人覺得，加入WTO十年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下個十年怎么走還是有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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